在我们那，有一种人是谁都不敢得罪的，那就是会“下部鲁班”的人。

“下部鲁班”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流派，从名字来看，大概是以鲁班为鼻祖的——这个没法考证，因为真正了解这种法术的人非常非常少。

这种法术很奇怪，既不要修炼，也不要设坛做法。

听说只要正式拜师，念念口诀就行。

但是要学这种法术，有一个要求，就是“绝后”。

如果没结婚的人去学，注定一辈子无儿无女；要是有儿有女的人去学，儿女也会夭折死光——试问谁愿意去学呢？

不过，如果你学会，就几乎无所不能了——类似于西方电影里的先知了。

“下部鲁班”太过神秘，我只能讲几个小的故事，从侧面反映它的神通。

我外公的兄弟，就会这种法术。据说，学过这种法术的人，一生都不能穿新衣服——即便是新衣服，也要剪几个洞。

所以看起来很邋遢的样子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外公和他的兄弟坐在一起聊天，聊着聊着就饿了。

我外公随口说了句：“要是有一碗腊肉（熏肉）就好！”

我外公的兄弟很自然的说：“这个简单，等一下就有。”

过了两分钟，我外公的兄弟对我外公说：“快去灶台上把腊肉端过来吃！”

我外公到厨房一看，灶台上果真放了满满一碗腊肉，并且还冒着热气。奇怪的是当时他们聊天一动也没动，而且整个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而离这座房子最近的人家，即便用百米冲刺的水平跑，最少要五六分钟才能到这。

外公的兄弟淡淡地说：“吃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（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一般只有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，肉是很珍贵的）”

两人吃饱，还剩大半碗，外公的兄弟，起身就把剩下的肉倒到粪坑里去了。

接着讲讲我外公兄弟的故事，为了方便，就直接以外公称呼了。

大概是在八十年代，那个时候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了。很多外地老板在我们那建厂。有个老板，在我外公家附近建了一座砖厂。

大家都知道，砖厂污染是很大的，而且烧砖产生的烟雾，对周围的树林影响是很大的。我外公家那本来就有烧砖的传统，当地百姓知道选择居民区附近烧砖，大家日子肯定不好过，但农村人一怕权，二怕有钱人，当地干部拍了板，大家就敢怒不敢言了。

在砖厂选址的时候，我外公就去看了。看完以后，就对那老板说：“老板，你在这烧砖，我家的松树怎么办？”

那老板一看我外公穿得破破烂烂，衣服又邋里邋遢，也没当回事，就非常傲慢地说：“你的松山在哪？”

我外公指了指他的松林，那老板一看，以为是我们当地人想借机敲诈他的钱，就粗声粗气地说：“隔了这么远，影响个屌啊！”

我外公也没生气，就说了句：“好，你要在这烧就在这烧吧！”

等砖厂建成，一共有三个砖炉，每个砖炉一次大概可以烧十万块砖。开工，点火一切正常，但到了出炉的时候，工人一打开炉，一下子吓呆了，整座炉的砖全部没烧熟，和放进去差不多（顺便说一下，以前烧砖，都是先用黄泥制胎），也就是三炉砖烧下来全是泥胚。

这些核心工人都是老板从外地带过来的，都是经验很丰富的老工人了，这种情况，别说经历过，就是听都没听过。

老板一下子慌了神，连忙找村干部。村干部问老板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，老板回忆说就是有个住砖厂旁边的老头来找过他。

村干部一听就知道坏事了，买了好烟好酒到我外公家说：“老杨，人（老板）是我找过来的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无论如何，放他一马！你那树的事，我一句话。”

我外公淡淡地说：“不晓得你什么意思，我又没捆着他的手不让他烧，他在那烧就是了！”

村干部马上陪笑脸说：“而今三窑砖没一块烧熟了，除了杨师傅你，谁有这本事！”“乱说，每窑还是有一块熟的！”我外公很自信地说。

不管村干部怎么求，我外公就是不松口。那老板也不服输，要工人把砖搬下来准备重新加煤再烧，搬到最后，果真发现每炉正中间的一块是烧熟的。

这一下不服软不行，买了烟酒亲自上门赔罪：“杨老，你别看别人喊我老板，这些砖烧不好，真的过年都没法过！求你抬一下手！”

我外公就说：“这不是烧砖的地方啊！”

那老板一听，马上拍了胸脯说：“杨老，我日子也难过啊，你让我烧完今年，明年我自己带人拆窑！”

我外公点了点头，老板回去，烧砖就正常了。第二年，拆了窑灰溜溜走了。

“下部鲁班”的后人

这个故事按说可信度是非常高的，主人公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妈那位会“下部鲁班”伯父的儿子。虽然我绝对相信我妈不会骗我，但仍觉得有点不可理解。

前面我也讲到，学“下部鲁班”的人一般会绝后，但我那位外祖父却在晚年有了一个儿子——这个儿子做事能力极其低下，并且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男人。

直到晚年，仍喜欢穿女人的衣服（这在现在可能再平常不过，但放在几十年前，大家可以想象的！）

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存技能，外祖父也没教他什么法术之类了。一直依靠他父亲过日子。

我外祖父临终之时，他在床边哭泣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我外祖父就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莫担心，饭我还是会给你留一碗的！”

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我外祖父去世以后。他忽然间就具备了到阴间请过世的人和在世的亲人对话本事，我们那叫“降地”（音）——天涯上很多类似的故事，多一个也不多，姑且记叙一下吧！

“降地”时，他会把过世的人叫上来（附身，他代过世的人说话了）， 说来奇怪，这时候他说话声调就变了，并且在哪个地方讲哪个地方的方言——赣方言是很复杂的一种语言。

由于环境相对封闭，相互交流少，微小的差异累积，最终可能导致两个相邻的县的人语言完全不同，甚至同一个县不同乡镇，要听懂对方说什么也很费劲。

我们市里，我接触到的方言就不下二十种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是他平时训练过，但大家试想，一个专门研究方言的汉语言专家，一生能掌握多少种方言？

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，一附身他能非常清楚地指出在场的人和去世了的人的亲戚关系（包括远亲）。

凭借这个，请他的人非常多，生活因此有了保障，相对来说，还是比较优裕的。

我奶奶请他到我们家“降地”过一次。当时请的是我曾祖父。这是我爸妈讲的（他们都在场）。

我曾祖父一上来，就对我奶奶说：“什么事，我很忙！有会议！”我曾祖父毕业于黄埔军校，曾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——绝对没有人告诉过“降地”的人，他家距我家有近百里。

然后，只见他眼睛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，说：“XX呢？（我爷爷小名）”一下子报出了名字，而且是小名，在场的人都镇住了，当时我爷爷确实有事不在场。

然后我奶奶就问：“你在那边还好吗？七月十五的钱收到了没有？”“他”（只能以他代替称呼了）回答说：“还好，当了点小官。

就是今年你们烧的钱没用，老四在那乱敲，这钱人家不收！”话一说完，我奶奶和四叔都大吃一惊——我们那“烧钱”，都要用一个铁做的印，用小锤子一敲，就有一个类似于铜钱的印子在草纸上（要一个挨一个，敲满所有的草纸）。

那年七月十五，是我四叔负责敲铜钱的。那是他也才十七八岁，做这样需要极大耐心的事情自然是不乐意的。

所以就在每刀纸上随便敲了几个，我奶奶看到，就提醒他，我叔叔脾气上来了：“这不就是做鬼事吗？我还就这样敲，祖宗晚上还会来敲门！”

我奶奶还是比较虔诚的，为此还和我四叔吵了起来。当时听到他们吵的人，这个时候还真有点恐惧了——幸好当时人多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从门外挤到他面前（先声明，我已经完全没印象了，当时两岁），他用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曾孙来了哦！这是我买来送过来的！”

这时我奶奶又问我伯父为什么还没有儿子，他回答说钱没了，要“老大”（我伯父）多烧点钱。第二年，我伯母真的生了我堂弟（我伯父特地多烧了些纸钱）

然后，我奶奶又问了很多问题，他的回答都很准确，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——虽然他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，但一直没有来往，我妈只是还没出嫁的时候见过他一次，一起串通的嫌疑是没有的。

这个故事记录得比较枯燥，先记下来吧！万一哪天真能发现在这个星球上，有不同空间的“人”生存，也算有点意义吧！